薛军常用一句话来自省：“岗位变了，思想变不变；职务高了，水平高不高；权力大了，本事大不大？”
　　2007年初夏，记者走近了这位作风朴实，为人坦诚，敬业勤奋，仗义执言的共产党人，真切的了解和感受他卓而不凡的奋斗历程。在薛军的人经历中，从来不乏生动的故事。我们的访谈是从一段最让人为之振奋的经历开始的。
　　众所周知，山西作为中国的能源基地，焦碳产业是其支柱产业之一。山西焦碳总产量，一度占据全国的40％，出口量占到了全国的８０％，国际市场贸易量占全世界的５０％。然而就是这样一个拥有绝对份额优势的区域产业，却在国际市场上始终没有话语权，任人摆布，丧失了市场中应有的位置。
就是在这样一个背景下，山西省委省政府任薛军改组焦化行业协会，希望充分发挥行业协会的中介作用。上任之初，薛军便敏锐的看到由于２００４年国际市场焦碳价格高至４３０美元／吨，在财富效应的驱使下，大量的焦碳项目蜂拥上马，山西山西焦碳产能从三四年前的３０００万吨一下跃上了１.２亿吨。产能的严重过剩，再加上缺乏行业规范和自律，导致山西焦碳企业无序竞争现象非常严重，焦碳出口价格出现迅速跳水，从最初的４００多美元／吨暴跌至１２０美元／吨。随着市场环境的急剧恶化，山西焦碳企业全面亏损。
　　薛军认为，产能过剩、无序竞争，这是山西从煤炭产业到焦碳产业长期反复受害的直接根源和主要矛盾。“要遏制住这两个根本祸源，焦化协会必须助政府采取许多有效措施以解决主要矛盾，同时发挥协会自身行业自律的内在动力，使外因通过内因起作用，建立行业约束机制，维护　产业健康有序的发展。”
很快，他便带领着行业协会，会同山西省经委、省物价局与企业代表联合成立“山西省焦碳总量控制与价格协调委员会”，目的就为了抑制焦碳行业的产能过剩与无序竞争的核心症结。
　　２００５年三四月开始，焦化协会多次召开会议，共同研究市场，同意调空价格。此后，焦化协会联合全省焦碳企业推出了《价格自律公约》和《生产自律公约》，按照公约，山西省焦化行业协会的会员企业将按照生产规模地２０％——４０％减产，时间，三个月。同时，薛军带领协会又抓住国内钢材价格上涨的机会，与一些大型钢铁企业进行谈判。
　　由于抓住主要矛盾，行业自律从内部真正发挥作用，促使双方共同维护市场秩序协调合理价格。效果立竿见影，迅速影响到全国市场，当年８月开始，焦碳国内价格开始回升到１７０美元／吨。一个月后，山西焦碳企业大面积走出亏损，实现盈利。
　　２００６年９月，焦化协会在得到了国家发改委和山西省委、省政府的认可下，组织评定出７家全省焦化行业“十佳”企业和２１家“五十强”企业，并召开了隆重的命名表彰大会。在薛军的计划中，“十佳”和“五十强”不仅要在省内产生影响，还要推向全国，乃至全世界，并以此提升山西焦碳行业的知名度。
功夫不负有心人。在山西省委、省政府的领导下，薛军带领的焦化行业协会已经成为焦碳产业领域里的一根“定海神针”，焦碳企业和社会各界也对其赋予了更多的期待和关注。截止２００６年底，山西焦炭行业完成销售收入750亿元，比上一年度同比增长23%，实现利税84亿元。山西焦炭行业已经开始步入健康的轨道。
对于薛军个人而言，焦化行业协会的工作只不过是其众多工作经历中的一个缩影。在访谈中．记者感受最深的是，无论是铺垫性的普通工作，还是重大战役的攻坚指挥，薛军事无巨细，做得勤勤恳恳。在他身上总能焕发出一种积极的人生态度，鼓舞着自己，感染着别人。不做思想上的懒汉。
　　“思想上的懒汉是最大的懒汉，思想上的贫困是最大的贫困；思想上没有高层次，行动上就不会有大作为；思想上没有闪光点，经济上就不会有增长点。”这是薛军最常说的几句话。
他博学广交，喜欢和各领域具备专业水平的人交流。他认为，有交流就有交锋，有交锋就会有知识的升华，也就有了理论的运用自如。
在旁人眼中，薛军是一位颇具学者风范，分析问题高屋建瓴、思路清晰，有理论，也有操作实践的领导。“对于一些问题，很多人只知其然，不知其所以然，而薛军则喜欢打破砂锅问到底，并且找出问题的核心，从系统上着手，从根本上解决。”
　　上世纪80年代中期，伴随着改革的滚滚浪潮，许多新的挑战迎面而来。彼时，薛军就任山西省统计局长，从上任开始，他就面临着诸多课题和挑战。但很快，薛军通过调查研究，提出了“强化根基、优化功能、综合治理、全面发展”的主导思想，确立了”一年打基础、二年创局面、三年见成效”的奋斗目标和“为决策服，向社会开放”的工作重点，使统计提供决策依据、参与宏观调控、监督社会经济运行的功能得到充分发挥。统计局的工作，受到省委省政府和国家统计局的充分肯定和高度赞誉，而他的专著《统计整体功能与综合治理》在全国统计界产生了很大影响。
　　1992年，按照山西省委省政府关于朔州改革要在全省先走一步的要求，时任朔州市委书记的薛军提出“五个大开放，三个大转变”的经济发展战略，大刀阔斧地进行改革，共出台140多项改革措施，其中 “一个思路、十种模式”的中小企业改革方案，被经济学家马洪评价为全国典范，认为为中部发展闯出了一条新路。他当时的专著《塞外朔州在崛起》知名经济学家孙尚清认为：“为内陆欠发达地区的社会经济发展，找到了一种可供选择的战略。”
　　作为分管宏观经济的省级领导，他认为，所谓宏观调控实际上就是总量平衡。平衡是人类社会永恒的主题，而调控则是必然的永久手段。他提出，宏观调控的基本对象是市场经济，基本任务是宏观导向，基本目标是总量平衡，基本手段是经济手段，主导力量是省以及各级政府。这是他在理论上对宏观调控独到的定位，而在实践中．他更有高强的宏观决策和实干能力。许多人知道．凡是他为政做过事的地方，没有一个地方没出过创造性的经验。
　　薛军喜欢交流，更是思想交锋的雄辩家——为辩明是非，他不惜冒犯同事、朋友，甚至顶头上司。由于长期担任党政领导，又从事过多年的经济管理工作，薛军不仅有着坚实的理论功底和丰富的实践经验．，更有着宽阔的视野和良好的大局观。旱在1993年，在第八届全国人大一次会议上，他就提出中西部大发展的概念，并建议将中西部发展建设问题提上人大议事日程，要求中央出政策、建机构、搞试点。之后几年，薛军更加频繁的与社会各界广泛交流关于中西部发展的问题，并且结合自己的实践，在报刊杂志上发表观点和探讨文章，其中的一些还以简报和内参的形式呈报中央。
　　在积累、沉淀了四年之后，1997年一部极有学术价值和实践价值的理论专著——《中西部发展论》由中央党校出版社出版发行。
　　薛军以现代化建设者的全局视角，将理性的分析与创新的思维结合在一起，系统地论述了必须加快中西部发展这一重大问题。在这部著作中，薛军纵横捭阖，条分缕析，对东部、中部、西部的地区差距及成因、经济运行规律与特征、发展要素内容和框架作了分析，提出了关键性论点——非均衡协调发展理论。他指出：“历史表明，生产力是沿着非均衡协调发展的道路推进的，这是一个基本规律。”
全国政协副主席、中国工程院院长徐匡迪对薛军的著作给予了很高的评价：”薛军的《中西部发展论》，其中很多理论思考和政策建议，对加快中西部发展具有很重要的意义和参考价值。”知名经济学家马洪在《人民日报》撰文评论：“薛军的《中西部发展论》从理论与实践两个方面，从经济发展与社会稳定的关系中，分析了中西部发展问题，也为中西部发展奠定了理论基础。”知名经济新闻学者艾丰称赞薛军的著作是“经济学问题的哲学思考。”知名经济学家刘国光则评论认为《中西部发展论》，”不仅具有理论意义，而且有很强的实践价值。”
　　时间的指针再度拨回到2000年4月26日，这一天的北京人民大会堂正在举办由中国城市经济学会发起组织的“西部大开发与中心城市作用”研讨会。正是在这次研讨会上，薛军掷地有声地提出“东西互动，中部崛起”的发展理念，这是对于西部发展理论的一次延伸和深化。当薛军讲演完毕后，他的这个观点立刻在人民大会堂引起热烈而持续的掌声。
　　人民大会堂里的掌声也意味着人们对于薛军始终站立在中部这片黄土高原上，放眼东西部发展的赞许。实际上，面对东部大发展和西部大开发，山西不东不西的位置，使山西处在一个尴尬的境地一直是薛军努力思考的问题。但这还不是全部，问题是，中国偌大一片中部地区，如何赶上东部大发展和西部大开发的步伐?在“东西互动，中部崛起”的新发展理念中。薛军认为，在全国现代化的总进程中，东部要率先实现现代化，西部要加快大开发，都要求形成坚实的中部支撑。只有中部坚挺顺畅，东西才能良性互动。因此，在东西互动的大格局中，中部完全可以依托优越的中轴位置，在东引西进、西联东靠中找准位置，力口快发展和崛起。
　　当然，不仅是理念和理论的提出，薛军更注重理论在实践中的运用。他认为中部崛起，一方面，中心城市应该发挥作用，率先启动并带动整个地区的快速发展，因此，增强中心城市城市化、现代化功能，提高中心城市的辐射力和综合服务能力；另一方面，中部的崛起还必须进行结构调整，抓住结构调整就抓住了中部发展经济的主线，因此，优化地区经济组合，平衡结构性矛盾，就真正解决了深层次的经济发展问题。
　　1999年，薛军组织山西专家论证．提出山西经济社会发展战略思路。这个战略理论完全聚焦于山西。社会上有人戏称，山西不“东”不”西”，薛军则认为山西承”东”启”西”。而承东启西是一种重要的战略位置，具有中轴区位传导的关键作用。山西应该从中找到适合地区经济发展的战略思路。他认为，西部大开发是山西发展的机遇，中部崛起是山西发展的平台，无论从西部大开发的战略内涵来看，还是从中部崛起的发展趋势看，山西的崛起是必然的。只是，山西必须解决其制约发展的深层矛盾。
　　薛军认为，困扰山西经济发展的核心矛盾，一是结构性矛盾，二是体制性矛盾；两大矛盾互相交织，导致山西老牌工业基地丧失了在全国的中上游地位。”经济上的落后，必然源于思想上的落后。”他说，要抓住中西部大发展的百年机遇，唤醒山西这个工业大省的经济腾飞．必须从经济发展战略思想上进行大胆突破和创新。
　　他牵头组织山西专家学者和官员，专门为制定新的山西经济社会发展战略进行了深入研究。
　　他主持课题提出，山西社会经济发展面临的根本性任务．在于调整经济结构实现发展转型。
　　他将山西社会经济发展战略指导思想概括为“一调二创三提高”，为山西省委决策提供依据。
　　所谓”一调”，就是把调整经济结构作为山西发展战略的主导地位和战略取向，经济结构调整的核心是产业结构的升级优化；所谓“二创”，就是实现制度创新和技术创新，摆脱旧有经济结构，必须靠这两个”创新”的双翼实现腾飞。而“三提高”，是指提高市场化程度和国内外竞争能力、提高整体经济成长的素质和效益、提高城乡人民生活质量和水平。要做实践中的主人
　　薛军能够把理性思维变成实战能力，使好的理论和战略在实践中运用并就地转化为活的生产力。正如全国政协副主席徐匡迪所说的那样：”在薛军独到、生动的真知灼见中，处处都体现着其独立的实践品格和务实的工作作风，而这正是因为他扎根于实践沃土，带着质朴的泥土气息。
　　在实践中，他有很强的宏观决策能力和强烈的献身精神，凡工作过的地方，走一处胜一处。
　　薛军的理论高度和深度不仅来自于他宽广的视野，也同样是立足于他不断总结千变万化的实践。他无论是在部门，还是在地方，不管是分管计划统计，还是分管财税金融．在每一项工作中，薛军都很注重实践与理论相结合的方法，进行颇有价值的发展战略创新。
　　这其中，有三个创新让社会各界广为称道：
　　统计创新。作为国民经济与社会发展的综合反映形式，统计创新不断为山西经济凝聚力，为山西可持续发展提供新的坐标。薛军领导的山西省统计局曾被国家统计局评为“全国先进单位”，被省委省政府记功。在六年的时间内，全局职工获得省部级以上成果奖达300多项，为山西经济与社会的可持续发展提供了科学决策依据。
　　城市创新。薛军带领朔州市超常规跨越，”五大开放三大转变”的发展战略，“一个思路十种模式”的企改实践．使朔州市在全国187个新建地级市中综合经济实力由建市之初的174位一跃升至71位，1993年全市GDP提前七年翻两番。“一半森林一半城，城在林中，林在城中”的北方园林城市初见端倪，被经济学家马洪评价为全国的典范。
　　金融创新。薛军认为：金融是现代经济的核心，金融创新的过程，就是产业资本和金融资本有机融合和良性互动的过程，金融创新应为结构调整发挥重要的支撑作用。世纪之末，薛军组织山西企业破冰上市，一举融资65亿元，相当于历年融资总量的1．4倍。新型金融实践，成为山西社会经济发展战略的 支撑。
薛军的创新思维和勇于实践的精神，在其每一处工作过的地方都会得以体现。在环保工作中，他敢于碰硬．1998年一年全省取缔了15种污染严重的中小企业9292家，占全国取缔总数的近七分之一，使重点区域的水质状况大为改善，为实现山西“一控双达标”的治理目标奠定了良好的基础。
　　在旅游工作上，他狠抓环境整治，提出“认识到位，产业定位，以整体全面规划．以区域重点布局，以文化深层开发，以交通形成环路，以市场导向投入，以法制加强管理”的旅游发展战略思想。具体推动了山西旅游产业形成了以五台山为龙头、太原为中心，从大同到运城的中轴启动，从太行到吕梁两翼开发的旅游发展格局。他曾经一年内，七上五台山抓集中整治，使五台山旅游环境发生了很大的变化，并由此带动了其他旅游景区的环境改观。
　　然而，考验一个人能否担当大任，不仅需要很多的工作责任和压力来检验，更需要通过重大事件的挑战来检验。
　　对于山西省重点战略工程的阳城电厂，很多人把它当作是实现山西“煤转电”战略的试验田，其重大意义非同小可。薛军曾先后11次视察紧抓工作。“我感到这个项目的确压力很大，责任重大，因为它确实是具有战略意义的工程，我们这一步要走好了，山西就有很大希望。”
　　尽管当时对于电的问题，还存在很多争议，但薛军坚持认为煤转电并带动相关产业发展是具有重要战略意义的工程。因此，从阳电的前期项目审批、资金筹措等准备工作，到中期阳电与国际公司的合作谈判，再到后期阳电建设经验的总结和推广以及未来项目的运营管理的机制创新，薛军对于项目的每一步进展都倾注了极大的精力。
　　“阳城电厂是一座丰碑，我们愿意为这座丰碑夯实基础．给它添砖加瓦，希望这个项目对我们山西的产业结构调整、对外开放、两个转变、产业升级都做出它应有的贡献。”在薛军看来．阳城电厂项目的实践意义重大，对于山西产业结构调整有着试验田式的示范作用。
　　除了阳城电厂项目外．薛军还亲自指挥和参与引黄工程和太旧高速路建设两项重要的工程。而这电、水、路三项重大工程项目被公认为是抓住了影响山西经济发展的要害问题。
　　能堪大任，能逆水行舟，能运筹帷幄，亦能披靡一线，可以说，在这三个重要的攻坚战役中，薛军所表现出的独立实践品格和务实求真工作作风让人们更加深刻和立体的感受到了一位实践中的强者形象。
奉献是永恒的主题
　　“山西人民就是我的父母，我身上流淌的是山西人的血液，这种自然相连的纽带，让我在做任何事情的时候，首先想到的就是这里的人民。”吃小米，喝黄河水长大的薛军，早已把自己的生命和事业融入到这一方水土之中。
　　12年前，在一场大火中，山西省朔州市怀仁县城关镇余家村的一个幸福家庭被无情的撕裂了，三个孩子失去了他们的父母，而他们最大的不到12岁，最小的只有6岁。无法养活自己的孩子们只好写了一封求助信给市委书记，很快，市委书记就批示怀仁县解决三个孩子的生活和上学的问题。
　　随后的一天，这位市委书记专程前往余家村，落实批示，并鼓励三个孩子坚强的生活下去。一时间，余家村的村民们奔走相告：“咱市委书记来看彭家的那三个孤儿来了，还接济了500元钱呢！”当年的这位书记就是薛军。
　　无论在什么岗位，他都将百姓的事放在最重要的位置上。除了接济3名朔州孤儿，他还曾在出差的途中搭救过遭遇了车祸的6岁幼童，从死神手中夺回幼小的生命；他多次深入残疾人家庭访贫问寒，指导省残联对残疾人的脱贫、康复、就业等问题。1997年，在他的积极组织下，“视觉第一中国行动”在山西的光明扶贫活动，使2000多名贫困盲人重现了光明。山西作为国际救援公益活动首批试点省份之一，为此项活动在全国的推开起到了积极的示范作用，中央电视台等多家媒体对此进行了大量报道和专题采访。
　　薛军常说：“是人民群众哺育我受了高等教育，党和人民又把我培养成了高级干部。职务变了，为人民服务的根本宗旨不能丢。”他还说：“我的父老乡亲仍然生活在落后的生存状态之中，我恨不得一个晚上就叫山西面貌快变，让山西人民更富，一口气让山西实现现代化。”在这位位居高职的官员看来，奉献是永恒的主题。”奉献的内涵是极为丰富的，体现在日常工作、学习、生活和为人处世的方方面面上．能否树立奉献精神．关键在于对人生价值的理解。”
　　薛军写下这样一个公式：人生价值=奉献/索取。分子越大，分母越小，比值就越大。而人的价值就是个人的社会实践及其道德行为对社会需要所具有的意义，主要体现在他为社会提供了什么，提供了多少。薛军所追求的，正是让这个比值能越来越大。“古往今来，奉献者们构成了社会历史上最精彩的篇章，我以此自勉，时代在前进，世界在变化，社会对我们的要求在提高，我不敢有丝毫的懈怠。”
　　面对市场经济奔涌的大潮．薛军思考着一个共产党员如何在今天的市场经济氛围中更好地实现共产党员的人生价值。他曾先后发表了许多文章，表明自己的看法：要过市场经济的大关，保持共产党人的大节。 。
　　作为一种经济形态，市场经济的确像奔腾而来的潮水一样。薛军认为，商品交换是经济规律，它不能规范政治思想行为，商品交换不能冲击意识形态。如何坚定共产党员的信念，过大关，保大节，不仅是一个认识问题．也是一个实践问题。”这需要每一个共产党员坚持科学的世界观、人生观、价值观。要知道人的崇高理想、远大抱负，至高无上，没有价码，是与山河同在．与历史共存的不朽精神财富。要代表最广大人民群众的根本利益，才能经得起市场经济大关的考验，才能保持共产党员的本色。”
　　薛军说自己对“名节”二字看得很重，在他看来，名节和奉献是统一的，它是每个人做人的尊严和个人品德的综合，对内要严于律己，人生理想和道德理想坚定不移，始终不渝；对外不趋时、不媚俗，作风扎实，不人云亦云，不随波逐流，更多的是关心事业的成功和人的社会价值的实现。正是他勤于思考、勇于实践和乐于奉献的品格，成就了他勇于开拓、不断创新、无所畏惧的气魄：
　　薛军在自己的另一部著作《感悟山西》后记中．满怀深情地写道：“这是生我养我的一方热土，让我时刻眷恋这里的土地，留下了我奋斗的足迹；这里的人民．见证了我成长的历程。”
　　就是这位山西赤子同山西和山西人民血脉相通，思想相融，感情浑然一体的天然自述，而社会对于他的评价，则写在历史，写在土地，写在人民的心上。